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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文森:忠诚刚毅的革命英杰

发布时间:2020-08-17 16:37:31  作者:本站编辑   来源: 泉州晚报   浏览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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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,亦文亦武战斗37年,被誉为共产党抗战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文化宣传的灵魂人物。参与制定《共同纲领》,为建立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做出贡献;率先向海外报道新中国建立盛况;新中国首任驻印尼、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,为开拓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重要贡献

人物名片

司马文森(1916~1968),原名何应泉,菲律宾归侨,祖籍福建泉州鲤城,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统战、文宣干部,著名作家、外交家。1933年加入共产党,任中共泉州特区委员会委员,1934年参加“左联”。1939年-1944年任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,先后任中共桂林统战工作组委员、地下党文化支部书记。1941年创办《文艺生活》月刊。1944年任中共桂北工委委员,领导抗日武装。1946年后任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员、香港文协常务理事、达德学院教授。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,《共同纲领(草案)》整理委员会委员。新中国成立后,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,中共中南局、华南分局文委(港澳工委)委员,香港《文汇报》总主笔兼社长,中央电影局香港委员,发起成立中国新闻社,任理事,历任《大公报》《文汇报》《中国新闻社》联合办事处主任,华南文联常委、中南文联常务理事、广东作协常务理事等职。1955年后,先后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、对外文委西亚非洲司司长、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。

菲岛童工 成长为“左联”战士

“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二楼二号房,鲁迅的遗体陈放在那里……遗体旁虔诚地肃立着一位刚满20岁的‘左翼’作家……他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灵堂后,奋笔写下悼念文章《文学家、战士与革命家》,以‘林娜’的笔名发表于《光明》杂志,表示要继承鲁迅的遗志,为祖国和社会的生存而奋斗。”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员陈漱渝《司马文森:他的一生是传奇》一文中这样写道。这位以“林娜”为笔名的左翼作家,便是泉州籍著名作家、外交家司马文森。

司马文森原名何应泉,1916年出生于泉州市区东街一个劳动人民家庭。1928年,他随族人到菲律宾做工,备尝艰辛。1931年回国,就读于泉州黎明高中。

在黎明高中,司马文森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“互济会”。1932年,他参加共青团,任共青团泉州特支委员会委员,以笔为枪,在泉州多家报刊发表文章,针砭时弊。1933年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,任中共泉州特区委员会委员,根据厦门中心市委指示复刊地下党《赤色群众报》,传播革命思想;领导南区农会,组织武装斗争,干扰国民党对闽西苏区的围剿。

1934年秋,泉州地下党组织遭破坏,司马文森身份暴露转移到上海。经左联党团与厦门中心市委核实,他参加了“左联”法租界党小组,任组织干事,负责暨南大学和江湾农民文艺小组,成为“左联”最年轻的战士,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。

亦文亦武  投身抗日战争洪流

司马文森是党领导的文艺界抗战救亡协会在抗战文艺中心上海、广州、桂林的核心成员,他不仅在文艺战线战斗,还拿起枪抗击侵略者,八年抗战中,司马文森有四年的军旅生涯。

1937年,司马文森在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宣传部工作,负责职业青年和学生团体的救亡活动。是年8月,《救亡日报》在上海创刊,司马文森成为了这家报纸的撰稿人、记者、编辑,直至1941年停刊。1937年底,他随救亡日报社同仁转战广州,与文艺界友人一起创办抗战壁报总站、文艺通讯员总站,发起文艺通讯员运动,倡导、组织抗战报告文学的写作,揭露敌人暴行和汉奸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,弘扬抗日英雄事迹,将抗战文艺的种子播撒到工厂、农村、战壕,组织民众同仇敌忾共同抗战。

1938年7月,司马文森根据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指示,投笔从戎到抗日战争第四战区政治部,为三组少校组员,参与创办战区《小战报》,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;培训政工人员,兼《救亡日报》战地记者,在《救亡日报》及《文艺阵地》发稿。1939年1月,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,4月,司马文森等同志被遣散,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将其调到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,从事对桂系的统战工作,并负责编辑校刊及对泰国华侨机工归国参战政治培训。

1941年,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,八路军办事处撤回延安,救亡日报社被关闭,桂林陷入白色恐怖中。司马文森的组织关系由李克农转中共南方局,与南方局派来的李亚群建立联系。他协助南方局胡髟在一家故衣店设立同南方局联系的电台,领导文化系统部分地下党员。

1941年7月1日,司马文森和雷维音结为革命伉俪。9月,抗战时期的重要文艺期刊 ——《文艺生活》在桂林创刊。司马文森担任主编,妻子雷维音是他的好帮手,承担了文稿的初选、初校等工作。《文艺生活》始终坚持抗战、进步、团结,反对投降、倒退、分裂,并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文艺阵线。因内容丰富、立场坚定,深受读者拥护,尽管有国民党严苛的图书审查,销量从创刊的4000册,两年内激增近20000册,成为国统区抗战进步文艺的一面旗帜。1943年国民党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,《文艺生活》被停刊。1946年,司马文森在广州复刊《文艺生活》,雷维音得到父亲支持,承担了四万元开办费,才得以复刊。

司马文森亦文亦武,拿起笔能写,拿起枪能打,始终冲锋在前。1944年湘桂撤退,根据南方局指示,司马文森带领桂林文化支部的同志到桂北融县、罗城一带与地方党组织组建抗日青年挺进队;把国民党散兵统战整编为抗日别动纵队,和《柳州日报》自卫队协同作战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。

笔耕不辍 文艺作品逾千万字

司马文森写作十分勤奋,抗战期间发表了大量反映南中国抗战的纪实文学。较有影响的有《尚仲衣教授》《粤北散记》《转形》《一个英雄的经历》《雨季》《人的希望》《大时代的小人物》《危城记》等。

作为报告文学写作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,他的“特写、报告文学注意写人,表现手法类似小说;他摘取的是大时代急剧变幻中的某一片断或细微的事件,采取的是散文形式的写法,因此富有自己的特色。”《中国现代文学词典》中对司马文森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司马文森的文章是在日寇轰炸下的紧张繁忙工作之余写成的,他认为:“我们这次的抗战,意义非常重大,每一片断、每一细节的记录,只要它是真实的,都足以作为历史纪念碑的珍贵材料。自己既生活、呼吸在这动荡的气息中,且又是力所能及的,替历史留一点痕迹,供今后抗战史家参考,似乎也很必要。”因此,即使在混乱的局势中,第四战区部队行军打仗行李只允许带15公斤,他宁可丢掉其他东西,也把稿件背着跑。

据不完全统计,他创作的中、长篇小说,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、报告文学、电影文学剧本及其他作品逾千万字,其中有近400万字抗战纪实文学。《南洋淘金记》是司马文森的代表作之一,最早连载于 1948年9月创刊的《文汇报》副刊,在东南亚引起轰动。《南洋淘金记》1949年在香港出版,内有黄永玉创作60幅插图,被誉为“开创了华侨社会文学的先河”。在2016年4月举办的“著名作家、外交家司马文森诞辰100周年纪念会”上,来自新加坡的国际知名华文文学作家骆明表示,司马文森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“先驱人”、 “点灯人”。

 战斗不息 参与制订《共同纲领》

1946年至1955年,司马文森先后负责中共香港文艺、电影、新闻、对外宣传工作,被誉为中共香港文宣工作的灵魂人物。

1946年,司马文森和陈残云在广州复刊《文艺生活》,并创刊《文艺新闻》。但仅仅几天,新创刊的《文艺新闻》及《自由中国》《新世纪》《学习知识》被国民党禁售。司马文森带领四杂志代表到国民党社会局抗议迫害进步文化,在报刊发出《我们的抗议》;主持召开记者会,控诉四家杂志被反动当局封禁的真相;召开《十五家杂志联合增刊 》第一期编前会,连夜编印散发《联合增刊》,15家杂志联谊会迅速发展到29家杂志联谊会。司马文森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独裁、反迫害,争民主运动的领头人。

同年6月27日,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文艺界黑名单首位的司马文森,得到党组织的通知,从家里的天台搭踏板逃离特务监视,转移到香港。29日,国民党社会局查抄司马文森的家及《华商报》、《正报》营业部,文艺生活社,在车站、码头四处布控搜捕他。妻子和安置在家中的东江纵队小队员携两个幼女流落街头。党组织派人在公园的长椅上找到她们,安排到香港。生活尚未安顿好的司马文森,马上着手在香港复刊《文艺生活》,开展新的工作。

其后,根据党中央部署,司马文森参与中共和民主党派、爱国人士合作创办香港达德学院,任文哲系教授,为解放战争及新中国建设培养干部,同时从事对民主党派统战工作,为新中国政协会议召开做准备。

1947年,司马文森在香港、南洋发起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,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先驱。文艺生活社在旧金山、加拿大、巴西、菲律宾、荷印、马来亚、缅甸、越南、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设分社,通过《文艺生活》月刊及社员运动推动“马华文艺”、 “暹华文艺”、 “菲华文艺”的蓬勃发展,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灯塔。

1949年10月,司马文森(后排左四)和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福建省籍侨界代表在卢沟桥合影。.jpg

1949年10月,司马文森(后排左四)和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福建省籍侨界代表在卢沟桥合影

1949年9月5日,司马文森作为中共香港工委的文委委员,秘密北上北京出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,参与共商建国大计。他是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,参与制订新中国奠基的文件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,讨论、表决建国的三大民主宪章、国旗、国歌、国都、纪年,选举国家领导人;在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暨开国大典。一个个深夜,他不断写作,向香港《文汇报》《大公报》发稿,率先向世界报道了发生在北京的新中国诞生的伟大事件,集成册的《新中国的十月》《新社会,新人物》,在海外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去国离家 新中国外交官与“留守儿童”

为突破西方大国对新中国的封锁,1955年夏司马文森夫妇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,被派往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。

司马文森担任文化参赞,几乎每天都有外事活动,工作不分白昼,出现问题随时要处理,且当时印尼的社会局势并不稳定,爆发了一些社会事件甚至威胁到司马文森夫妇的生命安全。当时司马文森一家在北京没有房子,除了带出国的最小的女儿,其他5个留在北京的女儿,都只能在学校、幼儿园寄宿,节假日在外交部招待所团聚,一年又一年,成为新中国最早的“留守儿童”。当时国家规定两年享有一次探亲假,司马文森在印尼工作7年,仅于1958年回国探亲一次。

1957年国庆日,司马文森、雷维音在驻印尼使馆合影。.jpg

1957年国庆日,司马文森、雷维音在驻印尼使馆合影

在女儿们成长中最需要关爱的阶段,父母却长期身处在万里之外,7年间,他们只能在信中,陪伴女儿们成长。司马文森的女儿司马小莘讲述了父母一段曲折艰辛的回国探亲历程。1960年,轮到司马文森夫妇回国探亲,此时发生了印尼反华排华事件,局势紧张起来。她们满心的期待泡汤了,父母来信说,“我们的岗位是在前哨,特别紧,守住岗位比一切都重要。”在严峻的形势下,司马文森参与组织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撤侨,多次和黄镇大使慰问看望难侨,到码头送他们回国,并写作了一组来自印尼迫迁地区的报告文学,记述该国际斗争事件。

1964年4月1日,《中国和印尼友好条约》及《中国和印尼文化合作协定》在印尼外交部正式签订,中方陈毅副总理兼外长、代表团成员、黄镇大使、司马文森参赞(后排左一)等出席。(1).jpg

1964年4月1日,《中国和印尼友好条约》及《中国和印尼文化合作协定》在印尼外交部正式签订,中方陈毅副总理兼外长、代表团成员、黄镇大使、司马文森参赞(后排左一)等出席

转眼到了翌年春,局势有所缓和,组织决定他们可以轮换回国了,却因为国内迟迟没有人来接手工作,再次推延。与父母分别多年、极度思念父母的五个女儿,鼓起勇气给陈毅外长写信,请求调父母亲回国工作。对此,陈毅非常重视,指示加强对外交干部子女的关怀。得知此事,司马文森在回信中语重心长地说: “为了建设社会主义,什么人都应该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和党的利益下,……外交工作不是看上去那么轻松,实际工作非常艰苦,比在前线打仗还艰苦。但是这条战线作用却很大,做好了工作,对我们的国家、党贡献都是很大的。”

1966年司马文森雷维音和女儿们在北海公园。(司马小萌摄).jpg

1966年司马文森雷维音和女儿们在北海公园

1962年秋,司马文森夫妇离任回国,全家得以团聚。然而,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1964年春中法建交轰动世界外交界,司马文森夫妇再次告别亲人,奔赴中国驻法大使馆,司马文森出任文化参赞至1966年。外交工作期间,司马文森曾推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、与阿尔及利亚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及实施,曾推动中国与第一个西欧国家 ——法国政府的文化交流计划的签订及实施。以此为纲,他推动了两国间新闻、广播影视、科技等协定的签订,为新中国文化外交事业做出重要贡献。

忠诚正直 时刻以国家为要

司马文森一生正直做人,忠诚于革命理想、信仰、事业和家庭。新中国成立后,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司马文森十分渴望回到内地参加祖国的建设,恳切地向周恩来请求回内地工作。当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,香港工作对党和国家很重要,青山何处不埋忠骨?司马文森听从组织的安排,把个人利益放在党和国家利益之下,继续战斗在香港。

为大局着想,不计较个人利益,是司马文森的一大特色。著名作家秦牧回忆说,解放战争时期,在香港工作的同志,每人每月有60元的生活津贴。为了不给组织添负担,司马文森主动放弃了这笔津贴。由于辛勤写作,一天夜里,他突然双眼完全看不到东西了。在治疗期间,无任何经济来源,勉强接受了生活补助,视力一恢复,又谢绝了组织的照顾。

司马文森不仅正直、廉洁,而且非常孝顺,家乡亲属都称他为大孝子。1953年,他回泉州拍摄《故乡》时,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母亲,此后母亲的生活费都由他负责,直至文革中遇害,从未间断。

心系故土 创作多次对准故乡和人民

故乡泉州是司马文森革命与文学生涯的起点,“父亲生于泉州,长于泉州,少年时代又从这座城市出发下南洋。他从南洋回来后,在黎明中学求学,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踏上革命道路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还回泉州拍摄纪录片《故乡》,反映闽南侨乡的人文景观和社会风貌。一生与故乡泉州有着不解之缘。”中国晚报摄影学会会长、司马文森的二女儿司马小萌说。

尽管一生为党工作,风雨兼程、四海为家,但泉州一直在司马文森的心底深处。他将笔触对准故乡人民的战斗史,创作出了长篇小说《风雨桐江》。小说讲述了1935年中央红军北上长征后,泉州侨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斗争的故事。叙事宏大,结构严密精巧,堪称一部史诗性质的作品。

《风雨桐江》出版后广受读者喜爱,司马文森的小女儿司马小加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,由其丈夫、著名导演吴子牛执导,拍摄成《欢乐英雄》和《阴阳界》两部电影,获得1989年政府优秀影片奖,及金鸡奖、百花奖中多个奖项。电影充满了泉州元素。

 

专家点评

 俞宽宏(上海左联会址纪念馆)

司马文森先生亦文亦武,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开始为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奋力拼搏。1934年,司马文森避难上海后加入左联,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最年轻的盟员。之后,他以笔为枪,在党的领导下,深度参与了旷日持久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,创办大型抗战期刊《文艺生活》,撰写了大量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精神风貌的文学作品,并拿起枪参与对日战斗,为团结御侮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解放战争时期,司马文森参与领导了国统区的反饥饿、反内战、争民主运动,同时为新中国成立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司马文森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,先后出任共和国驻印尼、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,为中国人民的外交事业做了很大贡献。司马文森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、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奋斗不息的一生,他的光辉事迹永远值得我们学习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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